從漢代至清朝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內的廣大地區(qū)統(tǒng)稱為西域。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護府設立，這是西漢中央政府派出管理西域的首個地方機構。

西漢初年，西域小國林立，北方游牧政權匈奴趁機控制西域，不斷進犯中原地區(qū)。漢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軍事和政治措施反擊匈奴。

為聯(lián)絡西域諸國共同打擊匈奴，公元前139年、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為西漢加強與西域的聯(lián)系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西漢三次出兵重創(chuàng)匈奴，并在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先后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西漢開始在輪臺（今新疆輪臺縣境內）等地屯田，開創(chuàng)性地設置地方官吏進行管理。公元前60年，控制東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漢，西漢統(tǒng)一西域。

為加強管理，西漢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縣東北）建立西域都護府，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設立的第一個最高軍政中心。騎都尉鄭吉被任命為首任西域都護，在“護鄯善以西南道”基礎上“并護車師以西北道”，即總護西域三十六國，成為中央任命管理西域的最高長官。有漢一代，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都護僅西漢時期就有18人，但以東漢的班超最為著名。班超深耕西域30年，受到西域各族百姓愛戴。當他奉調回京時，當?shù)厝丝拗f“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抱住馬足挽留，終于將他留下。漢和帝稱贊班超“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

除西域都護府等中央派出機構外，西域地方事務由漢朝冊封的西域諸國君長具體管理。據(jù)《漢書·西域傳》記載，這些地方官員達376人，“皆佩漢印綬”?？脊殴ぷ髡咴谛陆⒖颂K地區(qū)發(fā)掘一枚西漢時期西域都護李崇的官印，還發(fā)現(xiàn)一枚中央政府頒給少數(shù)民族首領的“漢歸義羌長”銅印，這些都是西漢對西域實行管轄的重要物證。

西域都護府的設立，結束了西域地區(qū)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極大地推動了當?shù)亟洕鐣l(fā)展。西域諸國不僅不需要向漢朝中央政府交納貢賦，還學會了中原先進的農業(yè)灌溉和冶煉技術，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西域各族人民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

西域都護府開創(chuàng)了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域的先河。甘肅敦煌出土的大量懸泉漢簡，保留了自西域都護府設立到西漢末年間，西域30多國官員前往京師長安路過懸泉置（古代郵驛接待機構）停留的記錄。這表明，自西域都護府建立后，漢朝與西域形成了一個統(tǒng)一整體。

自漢代以后，歷代中央王朝，不論國力強弱，都把西域視為故土，設置機構行使管轄權，如東漢的西域長史府，唐朝的安西大都護府、北庭大都護府，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伊犁將軍等。1884年，清朝政府批準新疆建省，改稱西域為“新疆”，實現(xiàn)政治體制的劃一。從都護制度下中央派遣與地方自治相結合，到設立伊犁將軍、建省設縣，中央對新疆的管理越來越直接，新疆與內地的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

西域都護府的設立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有力推動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蠶豆、豌豆等）、胡瓜（黃瓜）、胡蔥（大蔥）、胡蘿卜等植物和駱駝、驢、馬的優(yōu)良品種傳入中原；中原的絲綢織品和鐵器等工藝品源源不斷地輸往西域，大大豐富了當?shù)馗髯迦嗣竦纳睢?strong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西域與中原在文化上的交流，共同豐富了絢麗多姿的中華文化。中原禮儀制度、漢語典籍、音樂舞蹈等在西域廣泛傳播。漢代龜茲王絳賓娶解憂公主之女弟史為妻，中原的樂舞、樂器和音樂家隨之帶到龜茲，融合形成了龜茲樂舞。西域的樂器如琵琶、羌笛等傳入中原，成為我國傳統(tǒng)民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古代文化有著重要影響的佛教，也是經由西域傳入中原的。

在西域都護府的管護之下，古老的絲綢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架起了東西方溝通交流的陸上橋梁，惠澤后世、影響深遠。西域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樞紐，被譽為古代“東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而今，“一帶一路”倡議秉承古老的絲路精神、絲路文化，綻放出新時代的光彩，連接歐亞的新疆國際大通道建設方興未艾、風景正好。

（本文刊發(fā)于《中國民族報》2020年12月29日05版，執(zhí)筆：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