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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九派盡朝宗”，這是明末清初詩人蔣玉立《渡江》中的詩句，意思是說，所有的河流最終都奔向大海。這句詩生動地表現(xiàn)出“宗”的包容力、“派”的方向感以及潮頭的牽引力，恰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和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

近日，各民族專家學者學習貫徹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精神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議指出，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了偉大悠久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各民族文化中都有體現(xiàn)，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是所有中華民族成員的共同信念?！暗乐腥A”就此話題專訪了中央民族大學蒙曼教授。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礎是長期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國各民族。這些民族好似詩句中的“九派”。

九派江水汩汩滔滔，奔騰向前，形成整條大江最有活力的源頭活水，激發(fā)它們的活力與創(chuàng)造力對于整條大江而言至關重要。

中國各民族發(fā)展的方向不是分，而是合，是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這共同體就是詩句中的“宗”。

歷史上，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民族有數(shù)百之多，它們聚散分合，形成了我們現(xiàn)在的五十六個民族。但這絕不意味著那些歷史民族的消亡，事實上，它們早已脫胎換骨，以新的身份走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他們創(chuàng)造的文化也匯入了中華文化的洪流，形成具有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的中華文明。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共同體并非簡單地自然形成，而是經由幾千年漫長的發(fā)展過程逐步“摶”成。

“摶”本意為“用力把東西捏聚成團”。正如九派朝宗，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必然，它考驗著“派”的方向感與“宗”的包容力，還考驗著潮頭的牽引力。失去方向感，“九派”就會成為找不到出口的內流河，最終走向干涸；失去包容力，“宗”也會成為沒有源頭活水的池塘，只能日益損耗，直至失去“宗”的地位。這正是中華文明具有包容性的體現(xiàn)。

中國自古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工作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前景，是“國之大者”。中華民族共同體產生于中國五千多年連續(xù)不斷的文明史和兩千多年的大一統(tǒng)國家實踐，它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共同體，也是一個文化共同體。

戰(zhàn)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是牽引力；魏晉南北朝時期，魏孝文帝遷漢地、用漢制、說漢語、著漢服等舉措也是牽引力；大唐勃興，唐太宗“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認識是牽引力……我們現(xiàn)在所要做的，是以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建設為指引，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新時代巨大的牽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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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區(qū)之二，是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窄化為中原的、漢族的、精英的文化，窄化為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文化，對邊疆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化缺乏必要的認識與吸納。

少數(shù)民族同樣深度參與了中華民族精神與中國國家制度的建設，在“胡煥庸線”內外，以其雄健昂揚的精神姿態(tài)和靈活多樣的制度創(chuàng)新，為中國的歷史發(fā)展作出貢獻。

以清朝為例，曾對管理體制進行探索，以郡縣制度治理中原，以將軍制度治理東北，以盟旗制度治理蒙古，以伯克制度治理新疆……同時實行文化整合，依托儒家文化統(tǒng)合中原。

中華民族共同體涵蓋了歷史上生息繁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全部民族及其文化創(chuàng)造，只有匯聚起各民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和創(chuàng)造力量，才能形成中華民族的合力，造就改天換地的偉力。

誤區(qū)之三，是把少數(shù)民族文化窄化為文藝，主要強調其在音樂、歌舞等方面的成就，對少數(shù)民族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則缺乏了解，更缺乏深層次的挖掘。

“兩個結合”是我們黨取得勝利的最大法寶，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形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大原則性論斷的提出，都是“兩個結合”的結果。

我們今天講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講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必須深刻挖掘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在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尋求各民族的共性。例如在中華大地上世代傳承的理念哲思：“天人合一”構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而不同”構建的是人與人的關系，“自強不息”彰顯著人類自我實現(xiàn)的主觀能動性……

各民族在文化上雖然各具特色、多元共生，但都從屬于中華民族這一更高層級的文化認同。因此，提煉出這些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符合時代精神，又能夠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精神原則，將其升華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精神價值意義重大。

作者簡介：

蒙曼，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