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楚雄州委常委、州委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潘紅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同志一定要把實事求是貫穿到各項工作中去，經常、廣泛、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搞好調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前提。

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祿豐市大北廠村即‘祿村’、易門縣李珍莊村即‘易村’、玉溪市中衛(wèi)社區(qū)即‘玉村’）”開展“田野調查”的精神、作風和方法至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為此，楚雄州委統(tǒng)戰(zhàn)部組織精干力量對費孝通先生“云南三村”的調查開展了全面調研,以了解歷史情況,學習調研方法,踐行調研作風,指導當前工作。

深度調研

為充分整合調研資源，此次調研活動聯合民盟楚雄州委、州社會主義學院，祿豐市、武定縣委統(tǒng)戰(zhàn)部等部門共同開展，參與調研人員11人，明確各課題執(zhí)筆人5人。據統(tǒng)計，調研組先后共有20多人次到“三村”開展蹲點調研，時間達17天；執(zhí)筆人各自先后單獨到“祿村”“易村”蹲點5次，時間達7天。

僅在“易村”，調研組便先后蹲點5次，分別深入張國華、張國春、馬安忠等20余家農戶，蹲點時間達9天，采訪村民23人次。其中，在當年費孝通先生開展調查時曾經住過的房東家蹲點2天，在費孝通先生當年住過的文昌宮、村后小廟和汲過水的古井等地蹲點1天，在九渡村委會蹲點2天，舉行座談會6場次。通過蹲點調研，調研組了解、搜集到費孝通先生在“三村”開展調查時克服困難、“解剖麻雀”、與群眾打成一片等事跡。

在深入實地調研的同時，相關人員還對包括《云南三村》在內的13卷本《費孝通全集》等文獻做到通覽、深閱，堅持做到實地采訪調研了解的情況與費孝通著作中的記敘無出入；同時，對楚雄州志辦、祿豐市志辦等有關知悉費孝通先生“三村調查”情況的同志進行了專訪。調研組執(zhí)筆人在各自形成調研初稿后，由州委統(tǒng)戰(zhàn)部牽頭，對調研成果初稿反復進行研究修改，征求意見，最終形成了多項調研成果。

比如，楚雄州委統(tǒng)戰(zhàn)部完成“端好統(tǒng)戰(zhàn)調研飯碗——基于費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調查的啟示”“費孝通：祿豐‘田野調查’的住所”等成果11件；民盟楚雄州委，完成了“堅持問題意識是調查研究的關鍵——基于費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調查的啟示”等成果3件；州社會主義學院完成“‘云南三村’：費孝通開辟的讀懂中國路徑——基于費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調查的啟示”等成果4件；祿豐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武定縣委統(tǒng)戰(zhàn)部也分別取得了一批成果。通過聯合調研，達到成果多樣化，調研深透化。

幾點啟示

通過此次深度調研活動，大家普遍感到，費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調查中的調研精神、調研作風和調研方法對當下統(tǒng)戰(zhàn)調研工作仍具現實意義。

啟示之一：堅持問題導向搞調查。費孝通先生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即對江蘇吳江經濟作過深入調查，寫出博士論文《江村經濟》。28歲他從英國留學回來后任教于云南大學，由于需將已受現代工業(yè)影響的內地農村經濟與仍處傳統(tǒng)小農耕作的邊地農村經濟進行比較研究，加之其五年前他曾對《云南農村調查》進行過仔細研究，對記述“祿村”的詳細情況印象深刻，為了了解最新情況，費孝通先生跋山涉水百余里到“祿村”作長達3個月之久的社會調查，最終形成剖析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問題的重要調查報告《祿村農田》。在“祿村”調查期間，費孝通先生得知該村一姓張的商販常從“易村”販賣土紙到祿豐縣城，并從中了解到“易村”有不少群眾以造紙為業(yè)的情況。于是，他與學生張之毅徒步40多里山路2次到“易村”開展調查，前后用時28天，寫就了以解決農村手工業(yè)問題的調查報告《易村手工業(yè)》。之后，他又經過多方了解比較，選擇了當時馬幫云集的玉溪市紅塔區(qū)“玉村”開展以商業(yè)為主的調查，寫就了以解決農村商業(yè)問題為目的調查報告《玉村商業(yè)經濟》。

費孝通先生開展“田野調查”的初衷就是為了解答抗戰(zhàn)勝利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國家這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從“江村”到“祿村”“易村”，從沿海到邊疆的調查之路上，他決心要把這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分析研究清楚、透徹。“發(fā)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這條鮮明的主線始終貫穿于先生“田野調查”的過程之中。

啟示之二：克服種種困難搞調查。費孝通先生深入“三村”調查，先后兩次徒步或騎馬深入“祿村”“易村”開展“田野調查”，總時間長達半年之久。在“易村”期間，費孝通先生獨居村后山頭的破廟或村前地頭的文昌宮，還時常要徒步幾十里山路到易門縣的集市等地購買蔬菜油鹽等生活必需品；在“祿村”他住房東王氏家的小土樓，一住就是數十天，自己攜帶炊具、自己解決飲食，克服了住宿簡陋、蚊叮蟲咬、生活不便、交通閉塞、環(huán)境惡劣等各種困難。費孝通先生在“三村”的調查期間堅持白天深入田野采訪群眾、問學民間，深夜在油燈下就著磚瓦搭成的“案板”埋頭整理撰寫調查報告，其不畏艱苦堅持開展調查研究的精神實為可敬可佩。

啟示之三：求真務實、追本溯源搞調查。費孝通先生“云南三村”調查過程、成書過程、成果轉化過程，始終踐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從“祿村”的農田，到“易村”的手工業(yè)，再到“玉村”的商業(yè)，調查的最終目的就是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據查證，費孝通先生在累計110天的“田野調查”中徒步100多里，問訪310余戶農戶1400余人，最終形成《祿村農田》，為解答“如何改變土地制來改善農民生活”“改變農業(yè)大國的貧窮面貌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等重要問題，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實證。

費孝通先生在調查研究中海十分注重細節(jié)的查證。比如，費他以“祿村”的蠶豆和水稻作為調查對象，列出農作日歷表，標注氣溫和雨量，通過綜合觀察分析，得出“水稻和蠶豆是極適宜在該地生長的農作物了”的結論。又如，費孝通先生在關于“農田單位”的調查，為了弄清楚“一工田究竟是多少畝”這個在農村一直模糊不清的問題，親自帶人丈量田塊，反復推算，得出“1畝約合26工”以及“以工為單位具有彈性，不利調查”的結論，為深化“祿村”農田的精準調查提供了科學依據?！对颇先濉分蓄愃魄笳鎰諏崱⒆繁舅菰锤阏{查的例子俯拾皆是。

啟示之四：調查與研究并重，確保調查成果立得起站得住。費孝通先生的《祿村農田》共12章61節(jié)34萬多字，在社會學界產生了較大的積極影響。費孝通學生曾十分欣慰地說過：“如果本項研究，作為對中國農村現存境況的分析，能夠為將來的正確選擇做出貢獻，我將會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祿村農田》的重要價值不僅體現在結論上，還體現在分析方法中。《祿村農田》中費孝通有這樣一段記述：“1939年的上半年，我在云南大學擔任一些功課，未便長期離校，所以利用這時間，把材料整理成文。我曾以這初稿請教各師友，前后又改寫了好幾次。同年8月3日我趁暑假之便，又去‘祿村’做第二次實地調查，一方面校核我已有的論據，一方面考察一年來‘祿村’經濟的變遷。同時，我因為怕自己有偏，便偕同張之毅和張宗穎一起到實地觀察。反復校訂，一再考核，經兩個月，到10月15日結束回省。根據復查的結果，又把原稿重寫了一遍，至1940年1月才完卷?！笨梢娖溆霉χ?、研究之嚴謹。

費孝通先生何以兩次深入“祿村”“易村”開展調查，何以耗時110余天，何以用好“寫調查提綱”“親身出馬”“開調查會討論”“自己做記錄”等調查方法，歸根結底就是為了調研結論的科學可靠。這種求實精神至今仍有著重要現實意義?！嵺`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