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杜佑與《通典》。視頻來源：北京師范大學

《通典》200卷，系我國典制體通史的開創(chuàng)之作。《通典》的作者杜佑，出身于唐代大家族“京兆杜氏”，通過蔭補制度入仕，在唐德宗朝出任宰相，并在淮南節(jié)度使任上積累了豐富的社會治理經驗，他把政治經歷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形成了明確的以史咨政思想。杜佑是目前已知中國古代第一位明確提出以史學為政治決策服務的人，他把“征諸人事，將施有政”作為《通典》的撰述宗旨，得到了時人李翰、權德輿等的高度贊揚。

《通典》的產生，與安史之亂后人們?yōu)榻鉀Q統(tǒng)治危機和社會矛盾而形成的經世致用思潮密切相關。該書按照一定的邏輯順序，設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九大門類，從國家決策和社會發(fā)展的宏觀維度對歷史進程與民族關系作出了政治上和史學上的定位。

首先，在民族觀方面，杜佑的突出貢獻是提出了“中華與夷狄同”的觀點。他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討論了“古之中華”與“今之夷狄”相同的具體表現。

這是從歷史發(fā)展的階段性特點入手，以葬喪、居處、飲食、嫁娶等具體的民風民俗為例，說明“今之中華”也經歷過上述歷史階段。由此出發(fā)，人們有理由相信，“今之夷狄”也能夠通過文明的不斷革新，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杜佑的這個觀點告訴人們，民族間的種種差距，是由于所處社會發(fā)展階段不同而造成的，并非天然如此，也并非固定不變。

其次，杜佑嘗試發(fā)掘影響不同地域歷史進程的動因。他認為，“中華”與“夷狄”存在文化方面的差距，根本在于受到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

他明確提出，“中華”與“夷狄”本無差別，但在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生活在中原地區(qū)的“中華”首先革除了“鄙風弊俗”，而生活在周邊地區(qū)的“夷狄”尚未對其加以變革，因而民族間的差距就出現了。

再次，基于“中華與夷狄同”的觀點，杜佑為唐朝統(tǒng)治者處理民族關系問題提出了一條重要意見——即反對中原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濫施兵革。杜佑在書中歷數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在處理民族關系問題上的失誤，主張在處理民族關系方面“深達理源”“持盈知足”，有所節(jié)制。杜佑將這一認識作為“治國之要道”提出，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十分難得。

需要指出的是，杜佑主要是從唐朝政治利害關系的角度探討上述問題，因此沒有進一步討論為什么對于相近的“鄙風陋俗”，有的民族作出了改變、而有的民族卻未能同期進行變革等問題。從長遠來看，杜佑提出的民族政策雖然并不是解決民族關系最妥當的辦法，但從總體上看，“中華與夷狄同”的提出，進一步打破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狹隘觀念。杜佑的論述表明，“中華”與“夷狄”在發(fā)展早期并無等級差異，而是處在同一文明進程中，都具備“樸質”的特點，只是所處地理環(huán)境的不同而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顯示出差別。這在當時是十分進步的民族觀，是中華文化中寶貴的思想遺產。

恩格斯曾經指出：

杜佑生活的時代，尚不具備產生這一科學觀點和科學方法的條件，但他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夠提出“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的觀點，的確可貴，十分突出地體現了中國古代理性的民族觀的存在和發(fā)展。

《通典》作為典制體史書的開山之作，反映出唐代史家善于從整體上把握歷史進程，并從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為政治統(tǒng)治和社會發(fā)展服務的傳統(tǒng)。清乾隆皇帝評價這部巨作是“經國之良模”，可謂一語中的。從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理論發(fā)展的角度來說，杜佑提出“中華與夷狄同”的觀點，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fā)展，對于今天我們整理、分析歷史上人們對于民族關系的認識亦有所啟示。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