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物見史，以小觀大。一顆葡萄的流傳史，也能讀出一個時代的芳華與自信、不同文明的共享與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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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歷史長河，當?shù)刂泻Ｖ行牡牧_馬人正陶醉于他們稱之為“賽里斯”（拉丁文Seres，即中國）的絲綢時，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也沉湎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芬芳之中。葡萄的東漸，不僅使以葡萄為名片的西方物質文化踏上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更成為古代東西方精神文明對話落地的載體。而由此產生的絲綢之路與其對人類文明演進過程的深遠影響，至今余音不息。“葡萄何來自西極，枝蔓連云引千尺”：
張騫的使團與葡萄東傳
葡萄，中國古書也稱“蒲陶”“蒲桃”“蒲萄”等，是標準的殊方之物。漢張騫通西域時，見到大宛（約在今費爾干納盆地）“以蒲陶為酒……俗嗜酒，馬嗜苜蓿”，于是漢朝使者取葡萄和苜蓿種子帶回中原，從此中原扎下葡萄的藤蔓。司馬遷記載，漢武帝為了招待使者和喂養(yǎng)馬匹，特別在離宮旁盡種葡萄和苜蓿，一望無際。唐詩“天馬常銜苜?；?，胡人歲獻葡萄酒”描述的就是這一佳話。到三國時期，魏文帝更是稱贊葡萄“甘而不飴，酸而不脆”，葡萄進入尋常人家的生活，極大豐富了中原人的飲食文化。
唐代時，人們對葡萄的喜愛，蔓延到各種以葡萄為裝飾的器物中。瑞獸葡萄紋銅鏡，為唐時流行的最具特色的新鏡類之一。八出葵花形，鏡背貼一金殼，陜西西安馬家溝村出土的金背瑞獸葡萄紋銅鏡可謂該類鏡形中的尚品，將中國傳統(tǒng)的瑞獸紋飾和從西方傳入的葡萄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獸之奔躍，禽之飛舞，創(chuàng)造出活潑、開放、富于變化和具有神秘色彩的裝飾圖案。據(jù)記載，唐太宗李世民曾賞賜臣子高季輔金背鏡，“以表其清鑒”。隨后，葡萄紋飾遍地開花，滲透到銀碗、瓷器、繪畫、雕刻、織造品等方方面面，并帶有明顯的“中國化”特色。宋代林椿的《葡萄草蟲圖》“極寫生之妙”，取葡萄累累垂掛之局部，樹枝藤蔓間伏有蜻蜓、螳螂、蟈蟈等昆蟲，賦色淡雅，以中國古代特有的團扇小品畫的形式盡顯精微之處，給人以甜美豐實的精神享受。明清時期將葡萄紋飾與斗彩、青花瓷相結合，充分借鑒中國水墨畫的筆墨意韻，創(chuàng)造出極具東方典雅氣質的葡萄紋飾瓷器，并衍生出子孫綿長、吉祥如意的祈福寓意。葡萄沿張騫開辟的絲綢之路東傳，擴寬了其本身的價值，以更豐富的形式為我國古代人民的生活增姿添色，同時以與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葡萄酒文化的東方印象
伴隨著葡萄的傳入，葡萄酒及其釀酒技術也逐漸在中原地區(qū)流行開來。起初，葡萄酒作為一種珍稀的舶來品，只在權貴階層中享用。宋代筆記小說《南部新書》丙卷記載，“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長安始識其味也”。唐太宗攻下位于絲綢之路要道的高昌國之后，不僅將高昌的8種葡萄釀酒法帶回中原推廣，并親自參與釀酒，令賜群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太宗的影響下，葡萄酒開始風靡長安城，成為文人雅士在宴會上縱情賦詩時的鐘愛之物。
唐代文學家劉禹錫曾作詩贊美葡萄酒：“我本是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盡日飲不足”。一時間，飲葡萄美酒，賞胡姬樂章，頌飲酒之詩，歌窈窕之章，成為唐代文人雅士生活一道亮麗的風景。品酒少不了各類精致的酒器。唐永泰公主墓的前墓室東壁，繪有一個手捧波斯風格高足杯的侍女，此類高足杯在西方通常用于盛放葡萄酒。而在整個永泰公主墓的壁畫中，類似的高足杯出現(xiàn)了3次，足以證明葡萄酒在唐代貴族中的流行。▲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畫中繪有手捧波斯風格高足杯的侍女。高足杯由杯體、杯盤和細長高足3部分組成，杯體多為敞口、圓唇、筒形腹。腹下為一托盤與杯體相連，形制與今天的高腳杯十分相似。伴隨著絲路商人的頻繁互動，原本沿線各國獨立的貿易體系也因絲路的開通而有效地連為一體，薩珊波斯乃至拜占庭風格的高足酒器輸入中國。今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葡萄藤紋鎏金銅高足杯屬于典型的薩珊波斯王朝風格。杯外飾卷枝葡萄，枝繁果密，藤上小鳥啁啾，藤間有童子嬉鬧。杯上所繪童子收獲葡萄的題材是希臘化時代（公元前330—前30年）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與中亞巴克特里亞地區(qū)的酒神節(jié)風俗息息相關。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是逐層遞進的，始于葡萄酒和高足杯的物質文明交流，進而觸及精神文化層面的互動。與葡萄酒相關的藝術形式、神話體系和宗教崇拜等希臘羅馬文化因素也得以沿著葡萄藤抵達中華大地。隋代的酒神圖駝囊陶駱駝是希臘羅馬文明傳入中國的實物例證。駱駝昂首嘶鳴，背上有伏囊，伏囊上刻畫著3人，其中一人呈酣醉狀態(tài)，是希臘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形象。狄奧尼索斯在羅馬神話中又名巴克斯，是葡萄種植業(yè)和釀酒業(yè)的保護神，是最受古代希臘羅馬平民歡迎和崇拜的神祇之一。在古代希臘羅馬的雕塑繪畫中，狄奧尼索斯常與葡萄枝葉果實一同出現(xiàn)。因此，絲綢與葡萄，賽里斯與大秦（羅馬帝國），不僅是物質文化的交換，也是精神文化的傳播，同時也是文明的互動與對話。駝鈴悠揚的古代絲路不僅是穿梭于歐亞世界的商貿之路，也是一條流播華風的“寰宇交融之路”。無問東西，只求真實。當人們跋山涉水、遠赴異鄉(xiāng)，見證陌生中的熟悉與親切時，便會油然而生“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共生之感。“蒲萄四時芳醇，琉璃千鐘舊賓”：
絲綢之路上的琉璃貿易與文明互鑒
“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夜光杯，由采自祁連山的墨玉經20道工序打磨制成，其杯壁薄如蟬翼，通體晶瑩透亮，夜間自然發(fā)光，自古就是名貴酒器。漢唐時期，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一種與之相似但材質更為輕盈、色彩更為斑斕的器皿——琉璃（即玻璃）杯，不斷從西方傳入中國，琉璃制品一時如絲綢在羅馬一般成為當時中國的“奢侈品”，備受追捧。
玻璃并非近代工業(yè)文明的產物，早在西周時期，中國人就已掌握玻璃制造工藝，即古人所稱的“琉璃”。東周時期，出現(xiàn)了極具特色的蜻蜓眼琉璃珠。蜻蜓眼是指具有同心圓類特征紋飾的鑲嵌琉璃珠，即在球的球面中心鑲嵌白色同心圓，圓內有藍色圓球凸出，形似蜻蜓眼狀，故名之。但由于受原料的限制、主流文化的影響，整體來講，漢代之前我國的琉璃制造工藝并不發(fā)達。隨著絲綢之路的貿易頻繁互通，大量來自波斯、阿拉伯和東羅馬的琉璃用品傳入中國，并激發(fā)了我國琉璃制造技術的日趨成熟。唐僖宗于公元874年供奉佛祖的多件琉璃制品，得以在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保存下來。其中一件盤口細頸貼塑淡黃色琉璃瓶，器形精美，紋飾華麗。整器呈黃色透明狀，無模吹制成型，以熔融玻璃條堆塑瓶體、冷卻后自然粘貼的方法裝飾外壁。這種琉璃吹制技術及熱加工裝飾工藝在羅馬帝國時期出現(xiàn)，后經阿拉伯和中亞玻璃工匠傳承和發(fā)展。該琉璃瓶也兼具古羅馬、薩珊波斯和早期伊斯蘭文化的多元風格。由于琉璃需求量的持續(xù)上漲，域外工匠將琉璃原材料和先進技術帶入中國，唐朝人開始自己生產琉璃器皿。在絲路貿易與西域工匠的影響下，除了磨鑄技法之外，我國工匠也掌握了琉璃吹制技術，琉璃產品更加純凈透明，生產工藝獲得長足發(fā)展，并且注入中國傳統(tǒng)的審美觀和本土化特點。因此，琉璃的貿易與傳播，透析出東西交流在器物、技法、思想等層次的脈絡和文化內涵。見微知著，酌古準今。1000多年前的歐亞大陸上，蘊藏著“美在通途，行久致遠”的文化生命力，而兼收并蓄、銳意創(chuàng)新、美美與共是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文明密碼。文明的對話，在絲路這條穿越古今的大道上，仍將不斷書寫。（本文刊發(fā)于《中國民族報》2023年6月20日，圖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提供。作者：吉嘉潔，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學者。）【以上內容為專家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平臺立場?！?/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