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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是佛教思想的體現(xiàn)，不同時期敦煌壁畫的服飾文化反映了當時佛教中國化的歷程：早期壁畫服飾主要沿襲了古印度的服飾傳統(tǒng)；北魏之后，西域與中原服飾文化相融合；隋唐之后，壁畫服飾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中的中原風格。敦煌壁畫服飾文化的演變是佛教中國化的藝術(shù)呈現(xiàn)。
敦煌是世界上保存古代壁畫面積最大、延續(xù)時間最長、藝術(shù)價值最高的人類文化藝術(shù)瑰寶，是石窟藝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壁畫的內(nèi)容雖然是以佛教題材為主，但是其所描繪和塑造的人物卻包羅萬象，因此各類人物所穿的衣冠服飾也就紛繁復雜，展示了精美絕倫的服飾文化。敦煌壁畫中的人物服飾，一類是宗教人物的服飾，如佛、菩薩、天王、力士等，這是在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藝術(shù)性加工而造就的服飾。另一類是世俗人物的服飾，如帝王、大臣、武士、供養(yǎng)人、侍從、農(nóng)夫等，各階層人物的服飾或富貴莊嚴，或雍容華麗，或簡易質(zhì)樸，都是對當時世俗社會服飾的寫實性描繪。壁畫的服飾盡管有著藝術(shù)家豐富的想象，卻也是對于當時社會思想的反映。無論是宗教人物的服飾還是世俗人物的服飾，不同時期的壁畫各有不同，顯示了不同時期壁畫的描繪重心。所謂“朝衣野服，古今不失?！薄胞惙n裝，隨時變改?！?/span>（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宗教壁畫中人物的衣冠服飾，不僅有現(xiàn)實依據(jù)，而且是隨時代的改變而變化的。敦煌壁畫是佛教思想的體現(xiàn)，而不同時期敦煌壁畫的服飾文化也反映了當時佛教中國化的歷程。
早期開鑿的敦煌石窟中的壁畫服飾，主要沿襲了古印度的服飾傳統(tǒng)。例如，北涼時期開鑿的275窟是敦煌現(xiàn)存最早的洞窟，石窟壁畫所描繪的菩薩、飛天等，大多為錦帶飄舞，上身袒露，下身著裙，跣足，人物衣飾裝扮基本都是古印度式的。東壁、北壁描繪了供養(yǎng)人行列，其中作為供養(yǎng)人領(lǐng)隊的比丘，服飾就帶有古印度僧服的特征，特別是袈裟為袒右的披著方式。到了北魏時期之后，壁畫中代表古印度風格的服飾就明顯減少，代表中原服飾風格的人物明顯增多。例如，北魏時期的第263窟北壁的“千佛”壁畫，全部都是整體著衣。北魏時期的254窟的“降魔變”的錦帶，也披在身上，而不是如北涼時期的搭而不披。北魏時期的第294窟北壁，壁畫中的僧人似北魏時期推崇的“秀骨清相”“褒衣博帶”的南朝士大夫的形象，蘊含著中原文化特有的氣息。佛教傳入中國，在保持自身特殊性的同時，也受到中原地區(qū)文化影響，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佛教服飾的變化。北朝的僧人服飾明顯地受到外來的影響，同時也融入了南朝服飾風格，體現(xiàn)出中國化的僧人服飾特征，這在敦煌壁畫中得到生動的體現(xiàn)。這一時期敦煌壁畫的服飾，有了更多中原藝術(shù)的成分，形成將西域與中原服飾文化融合的審美特征，有些壁畫就根據(jù)需要，同時描繪了不同風格的服飾。例如，北魏時期的第257窟，此窟的壁畫極負盛名，“九色鹿王本生”就是出自此窟。在南壁壁畫“沙彌守戒”中，壁畫中的國王著印度服飾；送子出家的長者身著漢裝，頭戴弁冠，足著高履，身穿大袍，體現(xiàn)了“褒衣博帶”的中原服飾風格；畫中的少女頭戴金冠，披大巾，身穿窄袖緊身的短襖衫服飾，為西域龜茲的服飾風格。這種“混合”的服飾是北魏時期壁畫的衣飾常見的特點。西魏時期的第285窟的僧人服飾，在風格上是西域風格與南朝的“秀骨清相”并存，在體感表現(xiàn)上，也是古印度明暗法與中國的色暈法各展風采。這既與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易鮮卑服為漢制有很大關(guān)系，也是佛教逐漸中國化的必然。
到隋唐之后，敦煌壁畫中服飾文化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壁畫、雕塑中的人物服飾由初始的古印度式的袒露，變化為反映儒家重“禮”思想的嚴密著裝，壁畫中的服飾成為現(xiàn)實中的中原風格的服飾。服裝形制從古印度的腰布式，變成了中國傳統(tǒng)的上衣下裳制的襦裙、冠冕服，以及衣裳連屬制的深衣、袍服等；人物頭飾由印度式的發(fā)頭或螺髻，變化成中國式的頭戴冠帽或綰鬢；人物的足飾由印度式的跣足，變化為腳穿云頭、笏頭履或草鞋、麻鞋、布鞋、靴等鞋履。即使是袒露，也增加了項飾、胸飾、臂鐲、腕釧、脛釧、足釧等很多珠寶裝飾，而衣帶在服飾中不但起到裝飾作用，也有遮體的作用。例如，初唐時期的第57窟南壁的“說法圖”中，菩薩形象繪制優(yōu)美，身著漢式裙裝，身配瓔珞，肩披當時唐朝流行的紗披，服飾采用當時流行的色彩和紋樣，體現(xiàn)出典雅別致的特點，顯然是在基本程式的基礎(chǔ)之上融合了當時中原地區(qū)的服飾和審美趣味而繪制的；而飛天的服飾也有了較明顯的轉(zhuǎn)變，衣帶飄舉之勢也愈加明顯，從魏晉時期的剛健雄渾筆法，轉(zhuǎn)而形成了娟秀和諧的靈動之氣。初唐時期的第220窟描繪的是帝王聽法圖，真實再現(xiàn)了當時帝王以及將相大臣的服飾狀況，皇帝戴冕旒，著袞袍，昂首闊步；周圍大臣們多著深色衣袍，方心曲領(lǐng)，頭戴進賢冠，穿笏頭履，都是典型的唐朝官吏的朝服。這與北魏時期壁畫中的國王服飾完全不同，顯示這一時期中原文化已經(jīng)占主導地位。
而盛唐時期壁畫的人物服飾則更為寬大艷麗，款式多樣，很少有“胡服”的影響了。例如，盛唐時期的第103窟東壁“維摩詰經(jīng)變”中，維摩詰頭戴巾幘，身披紫裘，白練襦裙，在形象上完全是儒家士人的風范。而在各種洞窟經(jīng)變畫中的世俗人物或供養(yǎng)人像中，男子大多頭戴幞頭，身穿窄袖長身袍，穿烏皮靴，為當時官吏的常服。例如，晚唐時期的第85窟中的供養(yǎng)人像，身著官服，頭戴幞巾，身著團領(lǐng)紫色袍，袍作團花，腰束玉帶，足穿烏皮靴或履，都是晚唐的裝束。中國自古以來便有“禮儀之邦，衣冠上國”的美譽，服飾文化源遠流長。敦煌壁畫中保存了豐富的服飾圖像和資料，壁畫中的各種形象向我們講述了跨越千年的多民族服飾文化。敦煌壁畫的服飾的美學品格，既不是純粹中原本土的，也不是純粹西域或者古印度的，而是融合了多元審美文化之后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服飾審美文化，體現(xiàn)出中國獨有的飄逸、灑脫、簡潔風格，但又重視利用圖案色彩、飄帶、衣結(jié)作為裝飾，從而達到和諧統(tǒng)一的美學觀念。敦煌壁畫服飾文化的演變，與這一時期的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是同步的，可謂是佛教中國化的藝術(shù)性呈現(xiàn)，因此為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本文來源于《中國宗教》雜志2023年第5期，原標題為《從敦煌壁畫的服飾文化看佛教中國化》，作者：張杏，南通大學紡織服裝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