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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中國最成功的商人?每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將視線投入到中國遼闊的歷史中,晉商和徽商肯定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這兩地的商人同是經商求財,所拜的財神卻不是一位。
晉商拜關公,徽商拜朱熹。
雖然心中的財神不是一位,卻是一條殊途同歸的求財路。
晉商和徽商相繼興起于明代中葉,時有“北晉南徽”之說。晉商以地緣關系為基礎,徽商以血緣宗族關系為基礎;晉商推崇關羽,徽商信奉朱熹。那么,這兩個同一時期興起的商幫,為何會有如此差異?道中華:晉商和徽商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兩大商幫,是如何興起的?各自主營的領域是什么?王晉麗:明清時期,全國統(tǒng)一市場逐步形成,晉商在這一時期興起,主要經營鹽鐵,同時還兼有糧食、棉布、棉花、絲綢、茶葉、絨貨、顏料、煤炭、木材、煙草等商品貿易。清中后期,晉商在全國商品市場大顯身手,票號也應運而生。山西省平遙縣龍躍村人雷履泰于道光三年(1823年)創(chuàng)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此后,平遙陸續(xù)出現(xiàn)了20余家票號,這些票號在全國各地設有500余個分號,涉及70余個城鎮(zhèn),北至包頭、張家口,西至迪化(今烏魯木齊)、涼州(今甘肅武威),南至香港,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金融網(wǎng)絡,“匯通天下”。正因如此,梁啟超稱頌山西票號“執(zhí)中國金融界之牛耳”。徽州糧食產量不足,也沒有得天獨厚的茶葉和木材生產條件,徽州人便多外出經商謀出路。至明代中葉,徽商形成了鹽、典(當)、茶、木等四大主營行業(yè)。鹽在古代由官方控制,民間不允許制造和銷售食鹽,販賣私鹽是重罪。至朱元璋制定“開中法”,允許民間用糧食換官方食鹽。當然,開中法也有種種不便,商人需先去北部邊疆納糧,然后再去鹽場支鹽,來回奔波,成本較高。明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進行鹽政改革,提出了用“開中折色制”代替了“開中法”的做法,史稱“葉淇變法”。至此,商人不用再到北部邊疆用糧食換鹽票,在內地就可以到鹽運司用銀兩換取鹽票?;丈屉x北部邊疆距離遙遠,原本在“開中法”下銷售食鹽不占優(yōu)勢,但由于“葉淇變法”,讓原本的劣勢不復存在,徽商因此快速發(fā)展。然而,至明萬歷后期,戰(zhàn)爭連年不斷,徽商也因此遭受重創(chuàng)。清中葉,全國市場相對繁榮,徽商憑著“徽駱駝”的精神,不辭辛苦外出經商,又重新發(fā)展壯大起來。
▲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喬家大院。(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道中華:晉商避親舉鄉(xiāng),而徽商以血緣和宗族關系為基礎;晉商推崇關羽,而徽商信奉朱熹,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差異?王晉麗:晉商的商幫治理采取“東伙制”,即讓有能力、有經驗的掌柜掌控經營權、決策權,股東只負責資本投入,其用人核心是避親舉鄉(xiāng),因此聚集了大批精明能干、實在可靠的同鄉(xiāng)來經營管理。此外,晉商制定了嚴格的“號規(guī)”,如號內伙計不得打架斗毆,不得撥弄是非,必須聽從指揮;禁止結伙營私;掌柜等高級人員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伙計等不準在營地結婚,戒嫖戒毒;不得向掌柜或財東送禮;不得在掌柜或財東家攀談閑坐;每三年可回家探親一次等。晉商對違規(guī)被辭退的員工,也有很多懲戒機制,即被一家辭退后,其他晉商也不再錄用,使得商幫成員不敢輕易做出違規(guī)之事。
徽地受朱子理學影響,宗族意識濃厚,宗族制度固化成為徽州人的日常行為規(guī)范?;丈掏獬鼋浬?,宗族倫理是其主要約束手段。
▲安徽省黃山歙縣徽商宅院。(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唐宋以來,關羽的“忠義”越來越被推崇,加封的謚號也越來越多。僅宋徽宗就先后加封關公為“忠惠公”“崇寧真君”“武安王”“義勇武安王”等,關公的地位達到極致,民間稱其為關帝、關帝爺、關夫子、關圣帝君、協(xié)天大帝等。與關公同鄉(xiāng)的晉商,便把關公作為保護神和精神偶像來膜拜,并據(jù)此塑造了其商業(yè)倫理中最基本的內核,即以義取利,以誠取勝,追求“利”要以“義”為前提,不做有悖于義的事情。因此,“義”也成為了晉商的代名詞。
▲山西運城關羽銅像。(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徽州則是宋代理學家朱熹的故里,自稱“新安朱熹”的朱子數(shù)次回鄉(xiāng)探親并在此講學,其所倡導的“理”和“禮”對徽商的商業(yè)秩序及個人修養(yǎng)產生了很大影響。朱熹的理學思想是一種實用性的理學精神,顛覆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輕商觀念,為儒、商結合提供了理論支撐。朱熹認為“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丈讨斪裰祆浣塘x,不以功利為急,而以仁義為天,“財自道生,利緣義取”,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不失“仁風”,表現(xiàn)出商人的儒雅。朱熹的禮學,徽人爭相學習,徽商自不待言?;丈坦┓钪熳酉?,把大儒朱熹奉為神明,在經商之余,朱子之書不離左右。
▲福建武夷山朱熹雕塑。(圖片來源:中國新聞網(wǎng))道中華:無論是晉商還是徽商,很多人獲利致富后都回報家鄉(xiāng),救濟鄉(xiāng)鄰、修路架橋、興辦義學。晉商和徽商背后有著怎樣共通的商業(yè)文化?王晉麗:晉商和徽商的輝煌程度在同一時期不相上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在義利面前,一定是“見利思義”,這與傳統(tǒng)儒家“義利觀”息息相關。商業(yè)倫理中的義利取舍,主要指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的關系問題。儒家重義輕利,并不是只注重義而忽視利,而是在義與利處于對立狀態(tài)的時候,強調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即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要以義為準繩,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晉商注重“以義制利”,即面對“義利”沖突,更為徹底明確地強調“義”;徽商注重“以義求利”,即在追求利的同時不忘義?;丈毯蜁x商雖在經營管理方式上有差異,但從根本上來說,儒家的“義利觀”是兩者共同的價值取向,而這也正是中華商道獨特的智慧所在。(受訪者簡介:王晉麗,中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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