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隅之要害，實京師之藩屏。”
明末清初的地理學家顧祖禹如此評價山西大同（時稱大同鎮(zhèn)）。▲大同云岡石窟第二十窟露天大佛。
表里山河。山西是中華民族、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素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之美譽。而在晉北，中國歷史地理的重要標志——長城、胡煥庸線分別大致以東西、南北方向穿越了大同所在的桑干河盆地。作為我國北方農(nóng)牧交錯帶的核心區(qū)域，這里自古便是中原農(nóng)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舞臺。戰(zhàn)爭與和平交替往復，沖突時是中原王朝與周邊政權攻防的前沿；而在更悠長的祥和歲月里，則是南北物產(chǎn)交換、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和重鎮(zhèn)。因此，長城內(nèi)外、胡煥庸線兩側除了荒原，更有眾多受惠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鎮(zhèn)崛起，大同就是其中一個。據(jù)考證，“大同”由“平城”漸次演化而來。概算起來，叫“平城”已1500余年，名“大同”有978年。胸懷天下謀“大同”?！按笸敝ㄈ惑w現(xiàn)了人類本初告別紛爭、化劍為犁、擁抱和平的樸素理念，象征著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追求和合和諧和美的大同愿景。世界大同，和合共生?！按笸?，好一個吉祥美好之名。那么，在“大同”名稱的背后，究竟蘊含著怎樣的歷史深意？大同的前世今生，又對我們有著哪些啟迪？就此，記者近日專訪了山西大同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任勇。記者：這么多年來，想必您無數(shù)次觸摸過、感知過云岡石窟。那么，您眼中的云岡石窟是什么樣的呢？任勇：云岡石窟是北魏少數(shù)民族政權留給后世的一份無比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是東西方文化、少數(shù)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佛教藝術與石刻藝術相融合的里程碑。因此，從古到今、歷朝歷代都對云岡石窟和北魏王朝刮目相看。▲大同云岡石窟壁畫局部。
云岡石窟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雕塑藝術寶庫。1500多年前，來自北涼（今甘肅武威一帶）等地的頂級藝術家和雕塑家共同創(chuàng)造了這一融合中原、西域以及東西方藝術風格的杰作。這表明，河西走廊不僅是佛教進入中國的第一通道，同時也是西方藝術進入中國的第一通道。云岡石窟也是大同成為中國古都且具備強大震撼力的無可替代的實物象征。在大同，云岡石窟毋庸置疑地見證了那座擁有150萬人口的世界上少有的大都市——北魏平城的真實存在。云岡石窟還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諸多項目在學術研究和傳承保護領域的活目錄。例如，其中的音樂窟足以讓專家學者專注數(shù)十載，甚至傾注一生精力去研究揣摩。可以想象，如果以此窟為基礎，挖掘打造一臺融合中原、游牧和西域等多種風格的音樂舞蹈劇——“北魏宮廷樂舞”，那將是何等的氣象恢宏。▲大同云岡石窟音樂窟。
此外，在我國佛教傳播發(fā)展史上，云岡石窟是佛教進入中國后得到大發(fā)展，特別是各種宗教交流互鑒、和諧共處的標志。當時，那位義無反顧的決策者文成帝拓跋濬，邀請佛教高僧曇曜出任總設計師和藝術總監(jiān)。曇曜以及北魏時期的佛教大師法果、師賢，都來自北涼。有了佛教在北涼的推廣和沉淀，才有后來佛教在中原大地的普度眾生。
任勇：“大同”一詞，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多有涉及。莊子說“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币馑际翘斓厝f物，包括我們?nèi)祟?，都應該相互融合?400多年前，孔子在《禮記·禮運》中把“大同”解讀為天下為公。大同的歷史，有史籍記載的在3000年之多。戰(zhàn)國時期，大同屬趙國管轄，分別在其北部、東北部和西部、南部設有云中郡、代郡、雁門郡。后來的代國、代王等與“代”有關的稱呼，大致都與此“代郡”有關。秦漢三國兩晉時期，大同一直處于中原與北方交往的前沿地區(qū)，有大同長城為證。北魏建都大同，道武帝順理成章地延用他爺爺曾經(jīng)的“代國”名號，隨后才改稱“魏”。
▲雪中的大同古城。
北魏定長城之下的平城為都，是拓跋珪反復權衡利弊后的選擇。平城的方位與如今大同古城基本一致，但面積卻是現(xiàn)有的兩到三倍之大，往北、往東還有大片地域。御河自西北向東南從平城緩緩流過，在今云州區(qū)內(nèi)并入桑干河，然后朝河北方向流去。說到大同曾經(jīng)的輝煌，一般用八個字評價：三代京華、兩朝重鎮(zhèn)。除了北魏建都平城，大同還是遼朝和金朝的陪都。遼代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權，金代為女真族建立的政權，他們都與拓跋鮮卑人一樣，屬于北方游牧民族。兩朝重鎮(zhèn)，則是指明、清時期的大同依然是中原與北方草原大漠之間“門神”級別的、手握“北方鎖鑰”的重鎮(zhèn)。遼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府為大同府，為遼之陪都。此前，大同曾經(jīng)的“代”“平”“云”等名號同樣也寄寓著公平、自由、平安和世代傳承等美意，但直到遼興宗帝才命名了“大同”這個意味深長的美名。或許正是受“大同”思想的影響，遼金時期，雖然先后與北宋、南宋對峙，但總體上維持了300多年的平衡。從那以后，這個祥和的福地寶城，一直沿用大同之名。記者：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fā)展過程中，胡服騎射、北魏孝文帝改革都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義重大。這兩件事與大同有著什么樣的關聯(lián)？任勇：這兩出民族融合的大戲，很大部分都是在大同域內(nèi)上演的。先說戰(zhàn)國時期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實質(zhì)是中原漢人向胡人學習，主要包括服飾、軍事等變革。當時趙國在陰山下修筑長城，并意在把大同鑄成堅強的后盾。戰(zhàn)國七雄之爭，趙國不但面臨其他六國的威脅，還有周圍的中山國和林胡、樓煩等游牧民族的侵擾。趙武靈王是農(nóng)耕民族向游牧民族學習的首位領軍人物，在與胡人征戰(zhàn)的過程中，他感悟道：我趙國人長袍大褂寬袖口，行軍打仗、干農(nóng)活都極為不便，遠不如胡人的短衣窄袖和皮靴方便靈活。我趙國要實行胡服制，所有將士都必須學會騎著馬射箭。于是，從服飾到戰(zhàn)車，從軍事到民間，胡服騎射最終變成了全體趙國人的自覺行動。趙武靈王還大膽起用胡人，重用出身樓煩、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的人才。后來，被趙國打敗的胡人反而開始羨慕中原人，并且穿起了長袍和寬袖。趙國的胡服騎射，很快為其他六國所仿效，中原人學胡人一時成為風尚。至于北魏孝文帝主導的漢化改革，從平城遷都到洛陽，其實質(zhì)是游牧民族擁抱中原文化，主要包括太和改制及其之后的徹底漢化。拓跋鮮卑人這樣做，我認為主要是對中原文化的崇拜和向往。北魏的歷史證明，只有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才會誕生太和改制這樣舉世矚目的成果。做到這些，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作為“五胡”中最晚進入中原的北方少數(shù)民族，拓跋鮮卑海納百川，虛心接受漢族的先進文明。從游獵轉(zhuǎn)為游牧，由游牧發(fā)展到農(nóng)耕，再到建都平城，他們早已不再是過去聚居在嘎仙洞的拓跋氏族了。就像開國之君道武帝拓跋珪一直講的那個故事，他說：雖然我們曾經(jīng)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但我們是黃帝子孫，有朝一日要回到黃河岸邊，回到華夏文明的發(fā)祥地，那里有我們的根。或許，這只是講故事，但拓跋鮮卑一直膜拜、向往中原文化卻是真真切切的。這也許就是孝文帝最終決定遷都洛陽、徹底漢化的原動力所在。
正是在拓跋鮮卑漢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國時期司馬懿的后裔司馬金龍主動從東晉來到北魏，被封為瑯琊王。上世紀60年代中期，大同司馬金龍墓出土的彩繪漆屏等文物，成為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值得深思的是，鮮卑人后世遺傳了前輩基因，從楊堅、楊廣到李淵等，都與北魏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難怪，曾有當代文化名人站在云岡石窟前感嘆：中國由此邁向大唐。（作者任勇為山西大同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本文刊發(fā)在《中國民族》雜志2022年第11期，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蒙公網(wǎng)安備
15020302000445號
